first anniversary - 5 July 2025

昔日之詐，或為偶發之事；今日之騙，則潛伏於指尖之間，藏匿於每一次滑動與點擊之中。科技如潮，奔湧不息。青少年作為最早擁抱數碼世界的一代，在虛擬空間中尋求認同、探索自我，卻也在不經意間墜入精密設計的陷阱，成為最易受創的群體。

2025年7月5日，反詐騙聯盟（教育）於香港警察學院舉辦座談會，主題為「數據驅動的反詐騙生態圈：連結政策、教育與執法的跨界對話」。教育界、執法部門、政策制定者與社福機構代表齊聚一堂，共論信任崩塌、風險蔓延與教育本質。此舉不僅為應對之策，更是對制度性風險的深層省思。

科學之證— 數據與案例的雙重映照

為深入了解青少年在數碼環境中的風險暴露情況，反詐騙聯盟（教育）於今年三月至五月間展開《詐騙易感性評估調查》，涵蓋全港六十餘所小學、中學及大專院校，共收集近萬份有效回應。調查由多位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的教授組成的跨學科研究團隊主導，結合教育、心理學、社會學及資訊科技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力求全面掌握青少年在虛擬世界中的易感性與防禦能力。

結果顯示，三成一受害者曾多次受騙，最年幼裸聊受害者僅九歲，逾半未曾向任何人透露受騙經歷，僅5.7%曾向學校求助。研究亦指出，信任傾向、衝動決策與風險偏好為主要易感因子。教育程度愈高，風險愈重，挑戰了對數碼素養的既定認知。性別差異亦不容忽視：男性風險高、報案少，形成「高風險、低揭露」的矛盾。這些數字不只是冷冰冰的統計，更是社會的警鐘，揭示青少年在數碼世界中所面臨的複雜風險與支援缺口，亟需教育、政策與執法三方協力應對。

座談會播放一段真實個案影片。主角阿言，年僅十八，為網購手機轉售圖利，欲於父親節買禮物討父親歡心，卻遭網騙，個人資訊被勒索。然而另一邊廂，他卻模仿同儕行為，成為誘騙他人的騙徒。他坦言：我沒想過後果，只覺得刺激好玩，朋友也常這樣。家中無人關心，我便更想在網上尋找存在感。此案不僅映照信任與衝動之交織，更揭示青少年在情感需求與社交壓力下的判斷失衡。

反詐之本— 風險管理

反詐騙聯盟（教育）主席劉慧慧博士在開幕致辭中指出：反詐教育應以風險管理為本。她強調，教育的目的不僅止於宣導，更須幫助學生理解風險的本質、培養學生在面對複雜情境時的判斷力與應變能力、分析脆弱環節、預測趨勢，並設計具針對性的干預策略。

此一觀點呼應德國社會學者Ulrich Beck 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Beck 認為，現代社會所面對的風險已不再源自自然災害，而是制度與科技發展所衍生的副作用。這些風險隱蔽、複雜且難以預測，卻深刻影響個人與群體的安全與信任。青少年所處的環境，正是這種制度性風險的縮影。他們在數碼世界中成長，面對資訊過載、社交壓力與詐騙手法的演化，卻往往缺乏足夠的防禦機制與風險意識。

因此，反詐教育若能以風險管理為核心，不僅有助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保護能力，更能促進整體社會對風險的集體認知與應對，堪稱當前最迫切的風險緩解策略。

教育之旨— 明辨是非

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黃友嘉博士在主禮嘉賓致詞中亦強調反詐騙教育的迫切性與根本意義。黃博士指出，科技如雙刃之劍，便利之餘，亦藏風險。隨著科技迅猛發展，尤其是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的普及，詐騙手法日益個人化、隱蔽化，對青少年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反詐騙教育是保護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關鍵措施，是整體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黃博士強調，「分辨真偽」是「明辨是非」的起點，而這正是教育的核心使命。在假資訊氾濫的時代，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價值與判斷的培養。反詐教育的本質，不僅是技術訓練，更是一種生存智慧，應全面融入課程之中，幫助年輕一代建立正確的判斷力與自我保護能力。

黃博士的見解道出教育之旨，揭示反詐教育的哲學根基- 在資訊泛濫的世界中，辨真偽者，非僅技術之操練，乃生存之道。

共識之聲— 反詐教育課程化的時代呼喚

華夏教育機構會長曾鈺成博士表示完全認同黃博士反詐騙教育應納入正規課程之中。曾博士指出，青少年是數碼社會中最早接觸資訊科技的一代，面對層出不窮的詐騙手法與資訊風險，教育制度必須主動介入，提供系統性的防騙素養與風險意識培養。此一回應與黃博士的理念高度呼應。

這項共識的意義深遠：一方面代表教育界與政策制定層面兩位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對反詐騙教育制度化的共同認同，另一方面也為未來課程設計與政策推動奠定堅實基礎。將反詐騙教育納入正規課程，不僅是回應社會風險的必要措施，更是重建信任文化、培養批判思維與資訊判讀能力的關鍵一步。

信任之殘影：從資訊創傷到制度重建的集體防衛

曾博士分享：「我與太太寧願不要那些購物積分，因為不想冒風險。」劉博士即回應：「這正是我們面對的『信任危機』。」

此言道出日常選擇之謹慎，揭示現代人心中潛藏之防衛機制: 不信任，乃自我保護之盾，源於對資訊世界過度信任所帶來的創傷與脆弱。在真假難辨的數碼洪流中，個體如同裸身行於風暴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受創。於是，人們學會退縮，學會懷疑，學會以「不信任」築起心牆，以免再度陷落。

即使具高教育背景者，亦未能免疫於此。知識愈深，風險意識愈強，反而更易因「太了解」而選擇不參與。此非冷漠，乃一種認知性防禦— 在資訊判斷的灰色地帶中，寧願錯過，也不願受騙。

信任之缺失，遂滲透至生活之細微處。人們不再輕信平台、不再輕點連結、不再輕易分享資訊。這種集體性的防衛，雖保護了個體，卻也削弱了社會的連結與合作。信任，成為最昂貴的資產，也是最脆弱的情感。

根據 Thales 發布的《2025年全球數碼信任指數》報告，全球82%消費者因資料隱私疑慮而放棄使用某品牌，Z世代對數碼服務的信任度僅32%，對社交媒體與新聞媒體的信任度更低至4%與3%。斯坦福大學金融學教授Amit Seru 指出：「信任的崩潰不只是宏觀經濟風險，更是系統性危機。」Aspen Institute 亦警告，詐騙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與制度信任的重大挑戰，每年造成超過1580億美元損失。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鍾麗玲女士指出，面對資訊氾濫與詐騙手法日益精密，加上人工智能的應用漸趨廣泛，在數碼時代「有圖、有片，亦未必有真相」，因此公眾在接獲可疑來電或短訊時，應先查證對方身分。查證習慣不僅助市民辨識虛假資訊，更是重建信任的關鍵一步。

數字政策副專員張宜偉先生補充，信任危機不僅是心理反應，更是數碼社會的挑戰。政府正推動數碼信任架構，包括平台與使用者責任、資訊保安訊息分享與身份驗證系統，並強調跨界別合作與「數碼共融」文化，以提升數碼素養並重建社會對數碼科技的信任。

性別之鏡：沉默的風險與自尊的枷鎖

警務處副處長葉雲龍先生指出，研究顯示男性更易受騙，然報案者卻多為女性。此一現象，乍看矛盾，實則深藏於性別角色與社會期望之中。男性，長久以來被塑造成堅毅、理性、不容脆弱的象徵；而在詐騙面前，這種形象反成為無形的枷鎖，使其難以啟齒、難以求助。受騙，對某些男性而言，不僅是財務損失，更是自我形象的崩塌。報案，則如同公開承認「我被騙了」，等同於撕下那層社會所賦予的堅強面具。於是，他們選擇沉默，任由風險在無聲中擴散。這種「高風險、低揭露」的矛盾，讓執法部門難以掌握真實情況，也讓制度性的保護網出現裂縫。

曾鈺成博士分享，他亦觀察到男女在決策過程中存在差異: 他購買一雙鞋僅花三分鐘，而太太則花了三小時。此一趣聞，雖輕鬆道來，卻深刻揭示了性別在思維模式與行為選擇上的差異，亦反映出在面對風險與求助時，男性可能更傾向於迅速決斷與獨自承擔，而非尋求外援。

此觀察，與《Scottish Crime and Justice Survey》及Javelin Strategy 調查結果不謀而合：男性受害比例高，報案率卻低。這不僅是統計數字的對照，更是文化深層的映照。在性別框架之下，風險不再只是外在的詐騙手法，更是內在的羞恥與壓抑。

若反詐教育欲真正觸及人心，便須正視這些沉默的聲音。教育不應止於技術傳授，更應鬆動性別刻板的束縛，讓每一位受害者，無論性別，都能在無懼與尊嚴中，說出「我需要幫助」。

報案之道：從懷疑到理解，從個人到制度

曾博士進一步問：「市民若懷疑受騙，卻未確定，是否應報案？是否會被視為浪費警力？」葉副處長回應：「市民可透過防騙熱線（18222）尋求協助。警方鼓勵市民主動舉報，詐騙手法本就模糊，不需百分百確定，即使非詐騙，亦非浪費資源。」

此言不僅釋疑，更揭示報案之深層意義: 報案，非僅為自保，更是為理解；非僅為止損，更是為預防。葉副處長進一步指出，市民的舉報，猶如拼圖之一角，每一則懷疑、每一次陳述，皆有助警方勾勒詐騙手法之全貌，洞察其演化之軌跡。

在詐騙日益精密、手法層出不窮的今日，單靠技術防線已不足以應對。唯有透過群體之經驗累積，方能建立更具前瞻性的防詐策略。報案者的聲音，不論確定與否，皆是風險地圖上的一筆，讓執法者得以預見下一波攻勢，設計更有效之干預。

葉副處長強調報案是一種社會參與。它讓個人經驗轉化為公共知識，讓個體傷痕成為制度修復之契機。在這樣的理解下，報案不再是羞辱或負擔，而是對抗風險的集體行動，是信任重建的第一步。

私隱專員鍾麗玲女士補充：市民可透過「個人資料防騙熱線」（3423 6611）尋求協助，即使未確定是否受害，亦可查詢與求助。此舉不僅保護個人，更可維繫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她亦指出，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不少有關懷疑誘騙個人資料相關的查詢 ，反映市民對資訊安全與詐騙風險的警覺性有所提升。

數字政策副專員張宜偉先生則指出，面對信任危機與詐騙風險，政府不僅要提升社會整體的技術防線，更需促進全民風險意識和識別能力，共同應對挑戰。

素養之鏡：在風險與認知之間，為青少年築起數碼防線

鍾專員指出，私隱專員公署已推出多元教育計劃，涵蓋不同年齡層與角色 — 包括針對大學新生的迎新活動舉辦有關保障個人資料的講座、以戲劇形式向小學生傳遞網絡私隱安全訊息、舉辦專題講座及拍攝防騙短片等，藉以協助持份者，如同學、教師與家長提高警覺性。私隱專員亦即場播放公署早前推出的防騙宣傳短片。

在數碼世界中，青少年如同初航之舟，面對資訊的浪潮與誘惑的暗流，若無認知之舵與素養之帆，便易偏離安全之航道。教育不應止於警告，更應化為日常的引導與陪伴— 讓家長與教師成為守護者，讓青少年在戲劇、對話與實踐中，習得自我保護的語言。

張宜偉先生補充：數字政策辦公室一直致力通過與學校、執法機構及業界合作，幫助青少年培養審慎思維，提升數碼素養。通過校園互動講座、比賽、 研討會及網絡安全宣傳活動，並提供按不同用戶組別分類的線上學習資源，幫助市民深入了解維護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並培養相關知識。

這些措施，不僅提升青少年對科技的理解與應用能力，更在制度層面為教育者與家庭提供支援。識騙，於是成為一種素養；防詐，亦不再只是個人責任，而是社會共同的文明工程。

結語：從教育出發，重建信任

劉博士語重心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讓防騙教育深入校園與家庭，識騙成為全民素養之一部分。」

這場對話，是防禦之策、制度之省思、人性之關照。在信任崩塌與風險蔓延的時代，反詐教育不僅是防線，更是文明之根基。